亚洲四小龙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及培训

亚洲四小龙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及培训

柳浪编译

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成长惊人，几乎是史无前例。因而这些国家（地区）被称为亚洲的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的社会工作计划包括提供专业教育培训，提供考专业证书程度和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程度教育，而且这些国家#地区$已有符合社会工作教育标准的院校网络。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工作及心理学系的全体教员几乎都有博士学位。

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大部分社会工作院校都是亚洲与太平洋社会工作教育协会（APASWE）的成员，这是一个大约拥有130个成员、由从事社会工作教育院校和教育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协会。亚洲太平洋地区社会工作专题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目的是为这个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工作者和从事专业社会工作人员之间提供一个学术的和实践经验的交流途径。

目前，韩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远超其他几个国家与地区，比其他几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总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计划加在一起还多(见下表)。20世纪40年代，韩国在EWHA女子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计划，开始支持把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门化的职业加以对待。除了两所能自主授予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的院校外，台湾大多数的社会工作教育计划都隶属于大学及学院里的社会学系。新加坡仅有一所有社会工作教育计划的大学，但这个教育计划提供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课程。1961年，随着社会工作教育培训基金的设立，香港也开始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面发展了许多高质量的专业学位教育计划。

社会工作议题及社会工作教育课程

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中，并没有一致的社会工作教育理念和相同的课程，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工作教育历史背景和政治的及社会经济情况的不同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毫无疑问，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工作重点的不同也促成了这种多样化的现象的形成。例如：香港和台湾都面临着从事社会工作职业人员劳力的严重短缺，因而拨款给多个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计划，以期在随后的几年里培养出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由亚洲太平洋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持课程的研究安排，这种课程安排特别注意社会工作及实践的多样性。

作为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新加坡，英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对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教育课程有很大影响。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乐于接受北美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影响，这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社会工作教育者都是从北美的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这样，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受北美社会工作模式影响之深就不足为怪了。例如台湾，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教育者都是美国培养出来的。

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社会工作教育专业的主要课程并不强调在诸如社会个案工作、社会群体工作、社区工作、现场调查工作以及专业研究等课题面面俱到，都要加强这些方面的课程学习。实际上在大部分院校，学生只上社会个案工作课程及社区工作课程，学校不开设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课。在许多院校里，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几个不同学位的课程，以期获得几个不同的学位。例如在香港理工学院，由于“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有政府定的薪水标准，因而学生可以在能授予学位的教育计划项目专业注册学习，以期毕业后有资格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其他一些学生可以在只能授予毕业证书的教育计划专业注册学习，然后就可以具有资格从事社会工作“助理”职业。

社会工作教育者有一种普遍的倾向是规划一种反映社会发展前景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计划，而不是一味地墨守成规，只设计一种辅助性的、传统的社会工作实践教育培训计划。尽管社会发展跟相关政策研究、社会计划、社区组织、行政管理、项目评估以及社会主张等联系紧密，但总体而言社会工作概念还没有在更深层次上得到发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工作的要领还有待于社会发展教育专业的可造之才去探索研究。

社会工作教育也反映了所有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普遍的城市化现象：超过五分之三的韩国人住在城市里，香港和新加坡就完完全全是一个城市。比起香港和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农业部门重要的多，但在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都已急剧下降，自然而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社会工作实际工作的重点都要加以调整，以适合城市化的环境这种趋向看来已广泛接受。

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本地化”

 “本地化”作为一各修改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本地现实的发展策略名称，这个概念已为西方的及其有西方思想的专业人员广泛应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本地化成为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教育计划改革的一种显著趋势。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韩国的许多学校，已开始教授一些跟社会文化相关的教学内容，并在课程设计上，改变西方社会工作形式概念内容，以适应本地的社会经济历史状况。最近出版的《亚洲太平洋社会工作杂志》的文章中，试图在本区域鼓励研究和推广这种带有本地相关文化特色的社会工作实践及专业教育模式。

但是，两个跟本地化有关的重要议题仍没有解答清楚，第一个议题是：社会工作者是否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有本地特色的解决方法来处理本地出现的问题。也即指社会介入是应立于相关的社会文化原则基础上，还是不管现实情况，照搬西方的先进社会工作模式。第二个议题是：面对社会工作及教育模式本地化和相对而言的国际化两种观念之间出现的不相协调的现象，该怎样处置&怎样才能同时容纳并促进这两种观念和实践的发展和进一步相互融合呢？

这种争议的焦点看来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对欧洲的或北美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及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效用性一直存在的怀疑。MIDGLEY(1980)甚至认为对于单个的有问题的个人或家庭进行处理的社会个案工作实践方式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者，认为它只不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产物。这场讨论的答案看来只有通过社会工作者和一些机构的动作的实践，在专业的本身范围里才能找到，但直到政府以及教育部门达成了有关的决策，有关社会工作本地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译者单位系民政部人事教育司）